党的十八大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,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,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。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的《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》提出,在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。金融是经济的核心,货币是衡量经济之尺。几千年来,货币的衍生发展是人类文化文明进步的标志,体现着各个历史时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。 经济运行中存在转账支付结算“抽象货币”与实体“现钞货币”两种形态。现钞货币可直接支付;转账支付结算“抽象货币”需要“三票一卡、手机移动支付”等网络电子信息工具支撑,存在在途、滞留账面过程。货币创新目的在于使支付结算与经济生活深度融合,研究并认识各类货币存在的形式及相互关系,才能更好地使货币为经济发展服务。 目前有些人认为流通中的钞票越来越少了,事实并非如此。经济决定货币,市场决定货币。欧元区自2002年发行欧元,至2015年底,2013年发行总量1.1万亿元,年度平均递增35%;美国1959年流通中货币(M0)仅为28.482(Billions),截至2015年底,流通中货币(M0)发行至4万亿元,56年年平均递增比率约为8%。1948年12月1日,中国人民银行成立,同一天发行人民币,前30年,截至1978年底,全国流通中货币(M0)212亿元;1979-2015年,即改革开放36年,全国流通中货币(M0)6.32万亿元,后者是前者300倍,年平均递增比率为15%,实体“现钞货币”与日俱增的趋势一如既往,并未改变。 货币衍生概论 货币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。泛地中海文明货币问世时间是2300年前,黄河文明货币诞生在2500年至5000年前。 公元前226年,秦始皇统一货币,这表明在2242年前华夏已经有了多种货币,包括“贝币”、“布币”、“刀币”、“郢金”。精美的贝类原本功能在于装饰,“贝币”则出类拔萃,作为特殊商品就与众不同了,它首当其冲成了“原生态货币”,将其定义为早期货币的雏形恰如其分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,青铜冶炼工艺的飞跃发展与金、银、铁、锡等金属的发现,为铸币创造了条件。大浪淘沙,春秋战国时期大量铸造“布币”,终于呈现了“定型货币”,真正的中国货币在此间诞生了,它们广泛分布在“齐楚燕韩赵魏秦”诸国,在“币体”上已经清晰的铸有“货币”字样,出土的古代钱币文物提供了佐证。“半两钱”是华夏货币统一的标志,是将之前数千年处于以物易物,斤斤两两的状态,向币值、面额演化,以金额论价格、价值的显著标志。“半”为二分之一,“半”为0.5,带有奇数之意,史上阿拉伯地区即有二分之一、四分之一币值的货币。“半”为12铢,又带有偶数之意,奇偶兼顾,半两钱归属货真价实的货币结构综合体。“五铢钱”显然为奇数,五铢近似0.2两,从“半两钱”、“五铢钱”称谓和秤重计量、统计方法论,能够清晰看到金属铸币币值在于重量。良币抵御劣币,关键在于质量。劣币,一则是质次,铸币基材纯度低,成色差;二则是量减,不足铜、不足金、不足银。从另一角度解析,“半”“五”币值的确认与日常经济生活用钱直接关联,它们对于现代科学“货币1-2-5券别结构体系”的建立提供了基础。世界上220多个国家90%以上采用“货币1-2-5券别结构体系”,即发行1、2、5、10、20、50分;1、2、5、10、20、50、100元。采用“货币1-2-5券别结构体系”发行货币,可以节省30%以上的印制基材,同步提升银行业金融机构运作效率。 货币发展的九个阶段 贝是货币的先祖。一间房子里一个人就构成了“贝”字,贝是钱。汉字三万七,常用字五到八千个,以贝字为偏旁部首的字包括:货、财、资、贷、贾、贺、赞、贡、赏、赐、贵、宾、贞、贤、赈、赡、贻、赠、赙、赊、贩、腻、贫、质、贼、赃、贪、贬、败、赔、赢、赚、赛、费、赋、赁、购、贸、贯、贮等。为什么要选择人字组成贝字?又以贝字描绘关键性社会生活?因为钱的核心在于人,只有人在钱才存在。 追溯历史,生产力决定货币形态,货币衍生发展可分为九大阶段。 第一段,天然贝币,特殊商品,开创货币先河。5000年前,贝壳始祖般充当了货币,贝是一种装饰品,初期它并非固定货币,但是,也无法否定它是当时最佳的货币形态之一。贝的本质在于稳定性、统一性,当人们在以物易物过程中将等价物固定在某种特殊商品时,货币的萌芽即诞生了。贝之所以能够帮助古人认识商品与货币之间的关系,并从商品中分离出来作为货币,就因为它是古人衡量商品价值并进行交换的“心尺”。 第二段,铜贝问世,华夏货币雏形诞生。4000年前,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,有了青铜冶炼技术。以青铜铸造货币,货币即从自然“海贝”发展到人造的“铜贝”、“蚁鼻钱”。“青铜铸贝”是金属铸币之鼻祖。 第三段,金币问世。3000年前,郢金诞生于荆楚大地,得以作为商品交换、流通之媒介物,称重计量,“切块”标明货币质量,币值、币价。中国是世界上发明与使用金、银币最早的国家。金、银币是货币世界的王子和皇后。但数千年,金币从未承担过作为中国货币普遍流通的职能。 第四段,货币真正定型,金属铸币统领货币市场。春秋战国时期,开始中国金属铸币的历史,齐楚燕韩赵魏秦诸侯国铸造的布币、刀币着称世界,它们带着农耕文化的痕迹,形似锄头、铲、刀具,形形色色,但是万变不离其宗,基本型制维持一致,这足以说明货币形态趋向定型。特别是带有“货币”字样的布币,不但证实了我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真正货币的存在,也衍生了文字,文字货币是中华货币宝库中独具风格的一脉。 2000年前,秦始皇统一中国,实行郡县制,进而统一度量衡、文字、车轨、货币,将货币型制确定为“方孔圆钱”,以“半两钱”为代表。“方孔圆钱”俗称制钱,一直流通了两千余年,直到民国初期福建省铸造最后一枚此类金属硬币为止,其在中国货币发展史上影响深远。 第五段,纸币诞生。1000年前,名为薛田的太原人在成都发明了“交子纸币”,这在世界货币发展史上是一个里程碑。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,“交子”与“造纸、火药、活字版印刷术、指南针”一起构成中国古代五大发明。1086年,大文豪苏轼在上奏皇帝的折子中写道:“旧日蜀人利交子之轻便,一贯有卖一贯一百者。”(《栾城集》卷36《论蜀茶五害状》)。宋改交子纸币为钱引,在于币值的稳定,近似纸币与黄金挂钩,可兑换、可流通,信誉高。 纸币产生的原因:其一,经济发展决定。经济总量增加,金属铸币数量不能满足需要。其二,生产力水平决定。从古至今,纸币的研发与应用代表着同期生产力发展水平。纸币从实用、安全等角度考察,其防范风险的程度高于其他支付工具。 第六段,账务票据诞生,货币穿上隐形外衣。500年前,中世纪,账务票据诞生于古罗马。之前300年左右中国出现票据,对此,山西平遥“日升昌票号”有清晰记载。作为票号前身的“日升昌洗染店”,在天津设立分号,营业收入、运营资金若以携带金银方式来往于异地之间,很不安全方便,如携带纸币,涉及风险不论,在货币不统一前提下,支付清算,正常流通均无保障。由此聪明的管家即发明了初始的票据,以“纸墨汉字密押”构成了银钱字据。从此“一纸风行”,不仅改变了纸币、金银币的运行状态,更是开辟了中国虚拟货币先河,即以有纸票据为载体的转账支付“抽象货币”。“日升昌洗染店”票据的诞生是一场脱胎换骨的货币革命。山西平遥、太古、杞县的票号、钱庄是中国现代金融的发祥地,其创立的汇票密押等举措至今依然值得借鉴。作为货币重要凭证的票据运作300年后,纸质票据由电子商业汇票、银行卡取而代之,甚至由电子网络移动支付取而代之。一个手机神通广大,钞票、票据、银行卡均不在话下,新一轮的货币革命大潮到来了,货币领域出现摧枯拉朽的局面。可论实质,票据、银行卡、手机都只是支撑货币运行的工具,应用在转账支付清算之中。 目前,传统票据业务持续下降,2015年,全国共发生票据业务4.17亿笔,金额238.23万亿元,同比分别下降27.87%和11.07%。现代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业务量快速增长。截至2015年末,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出票134.08万笔,金额5.6万亿元。 第七段,银行卡面世。1950年美国人发明了银行卡,银行卡使用了66年,曾经风靡一时,曾经作为名誉、地位、财富的象征受到青睐。其运作需要借助银行网点,依附于POS机、ATM,属于固定支付。中国银行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发行长城卡,填补了我国银行卡空白。至2015年底,全国银行卡发卡量达54.42亿张,全国人均持卡超过3张。 第八段,移动支付出现。近30年以来,电子钱包、电子现金、电子货币、数字货币渐进呈现。尤其两三年以来,手机移动支付日新月异地“风速”前行。2015年,我国电子支付业务保持增长态势,移动支付业务快速增长,社会资金交易规模不断扩大,全国共办理非现金支付业务943.22亿笔,金额3448.85万亿元;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发生电子支付业务1052.34亿笔,金额2506.23万亿元。互联网金融驶入规范发展快车道。2014以来,移动支付逐渐替代固定支付,货币流动多是在抽象货币之间进行,而并非在绝对数量上替代现金。 移动支付绑定银行卡形式,形成一个“贷记卡”群体,这是一个引领新潮流的智能群体,促进了消费,活跃了金融市场。但其中也不乏“美国老太”、“月光族”、“星光族”,一些人借此寅吃卯粮。手机绑定银行卡移动支付是一个先进的消费形式,但也要面对现实,注重风险防范。 2000年至2011年国家经济处于快速增长状态,GDP增速维持在10个百分点左右,2011年货币净投放量亦攀升到6120.26亿元。2012年、2013年、2014年经济增速出现下滑,年度货币净投放量亦从2011年峰顶降至2012年3911.35亿元;2013年3899亿元;2014年1688亿元。可见现金之总量由经济总量变化所决定。2015年“数字货币”成为热点,但全年净投放货币2957亿元,是上年的175%,净增加75%。这说明手机移动支付等非现金结算对现金的替代并不明显。 |
